DDS019-「災變氣候」與「中國歷史」（V）

〔承前文DDS018-「災變氣候」與「中國歷史」（IV）〕

在前面四篇短文中，我把中國歷史上，所有「史實記載有據」的社稷紛擾（即民變和外族入侵）及王朝興替，摘其精要，做了一個簡要的回顧，而這些事件的發生，又和當時氣候惡化下，所引發的災變（如長期大旱和飢荒）岌岌相關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中國歷史可以歸納出以下三個特點：

第一、自周室東遷（西元前 770年，周平王遷都洛邑）以來，歷代王朝的興替，都是發生在中國氣候急劇惡化的時候，而且每一個王朝，都是直接間接亡於所謂的「農民起義」或「外族入侵」〔例如，西漢末年的綠林、赤眉軍，東漢末年的黃巾軍，唐朝末年的黃巢軍，北宋末年的金（女真族） ，南宋末年的元（蒙古族） ，元朝末年的紅巾軍，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農民軍，和後來的滿清〕；

第二、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代以及所有短命的王朝（春秋、戰國時代、三國、魏、西晉、東晉、南北朝、隋、五代十國及元朝），都是建立在氣候條件最為嚴峻的時代；

第三、中國歷代王朝建立的次序，都是先「西」後「東」（例如，先是「西周」再是「東周」、先是「西漢」再是「東漢」、先是「西晉」再是「東晉」）或是先「北」後「南」（例如，先是「北宋」再是「南宋」），這種由「西、北」向「東、南」的王朝更迭， 也都是因為中國特有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氣候型態使然。

為了進一步闡明「災變氣候」和「中國歷史」間的這種因果關係，我以下圖（即前文提到的「概念模型（conceptual model）」）做一總結。如前文所述，中國這種歷史發展的「宿命」，主要是肇因於中國「自然地理（physiography）」上的特有「格局」。中國的氣候和地形，大略可依一「東北－西南」走向，劃分為西北、東南兩大區塊，西北地區，地勢高，多山多丘陵，氣候寒旱，而東南地區則地勢低緩，多平原、湖泊，氣候暖濕。這種不同的氣候型態，使得我們先民，依其生活方式逕分為遊牧（西北地區）和農耕（東南地區）兩大民族。這種截然不同的氣候型態，直接造成了這兩大民族，在文化、性格上的巨大差異，間接也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文化內涵和歷史進展。俗話說「環境決定個性，個性決定命運」，對個人如此，對兩千多年來，中國歷史上的各個王朝，更是如此。

在所謂「氣候正常」下的平常年間，這兩個民族，尚能和睦相向，各自謀活，甚至通好結盟。但遇上天災荒年時，西北地區，糧草嚴重不足，人饑馬荒，遊牧民族本性又饒勇善戰，每每越境掠奪財物生畜，甚而攻城掠地，若遇官民抵抗，則是殺人縱火，兵戎相向。例如，明萬曆四十六年（西元 1618年），「奴爾哈赤」領兵進犯「大明」，主要就是因為遼東女真地區，發生嚴重災荒，兵民糧草不足，無法維生。〔註一：其實，當年「奴爾哈赤」並無滅「明」之心，他曾再三告誡子孫：「我們女真部族人口只有 300 萬，而「大明」人口總數已逾 1 億 1 千萬！」他曾提出，願以長江為界，與「大明」南、北分治；註二：「明」祟禎皇帝在得知此訊息後，也曾召開庭議，奈因重臣意見分岐，再加上先錯殺名將「袁祟煥」，後又有「吳三桂」的引清兵入關（山海關），再加上「李自成」農民軍的進逼，所謂「前有狼、後有虎」，「大明」國勢危於旦夕，於西元 1,644 年（歲次甲申）亡； 註三：祟禎皇帝，和歷代先皇相比，算是一個勤政愛民的好皇帝，他不近聲色，常常憂心國政，徹夜不眠，歷史上也給他相當正面的評價。他最終在「煤山（今北京景山）」壽皇亭自縊身亡，死時「自去冠冕，以髪披面」，自況「生時無用，死時可悲，愧對列祖列宗，不敢終於正寢」，並留遺言給「李自成」：「朕與你留宮殿、你與朕留太廟，朕與你留倉庫、你與朕留百姓」，讀者可以想像，祟禎皇帝此時內心的悲憤和無奈，即使一個好皇帝，最終還是「天命難違」，落得一個「亡國之君」的歷史駡名，誠所謂「天不殊心」；註四：下面的照片，是筆者當年，在北京地質大學蘇新教授盛邀和安排下，考察「李自成」入京時的故址史磧時，在景山當年祟禎皇帝自縊處，憑悼時所攝，照片中聳立的樹，已不是原來的樹，而是後來在原址，以同樣樹種重新種植的。〕

由於遊牧民族的頻頻入侵，華夏農耕民族被迫，不得不向東南撤遷，另立王室（例如，周室東遷和北宋南遷），嚴重時甚或淪於外族（例如，元、清兩朝之入主中原）。而在東南農耕地區，若逢連年災荒，農作歉收，百姓生活頓失依靠，加以官府無能，濟助無方，民怨長久累積下來，一觸即發。這時，若有人藉端鬧事，甚或舉著反朝廷的名號，掲竿而起，百姓一想，不反肯定是餓死，反了說不定還能殺出一條活路，自然馬上風起雲湧而來，這就是為什麼「農民軍」極盛時，動輒號稱有數十萬、百萬之眾，這時的朝廷，若還是祭不出有效辦法加以解決，那就只有等著覆亡。此外，中國歷史上常言：「大兵之後必有大災」，指的就是由於戰爭，造成更多的農田廢置，作物更是難以收成，造成更大的飢荒，餓殍遍野，甚至引發瘟疫，如此惡性循環，不知胡底，造成人口的極遽銳減，學者研究即曾指出，「元朝」時期（西元 13 至 14 世紀）和「明朝」末年，（西元 1,620 至 1,650 年）中國的總人口數，分別銳減 50%（5,500 萬）和 43%（7,000 萬）。

等到這一段「天災人禍」的大亂過後，舊的王朝被推翻而新的王朝也建立了。此時，氣候逐漸回復正常，而新王朝也能記取前朝教訓，勵精圖治，與民休養，社會秩序因而慢慢恢復，百姓又開始安居樂業，人口也隨著增加，天下也再度呈現出，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，直到下次氣候又開始急劇惡化時為止。整個中國兩千多年來王朝的興替，就在這萬般無奈的輪迴中渡過，周而復始，屢試不爽。因此，氣候引起的災變，不但是歷代王朝揮之不去的夢魘，更是決定歷代王朝興衰、起滅的主要因素。

我們活在現今科技昌明的時代，當然和先民的農耕社會型態截然不同，尤其在面對「災變氣候」時的應變能力，更是大大增强了，但是「極端氣候」造成人類社會生命財物的破壞，還是時有所聞，如近日發生在印度、加拿大和歐洲的洪災，已令上萬人喪生，百萬人無家可歸。事實上，「聯合國環境委員會（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；UNEP）」早就預警，到西元 2,050 年，全球所謂的「氣候難民（climate refugees）」，預估將高達 1 億 5,000 萬人。在其「地球危機（planet in peril）」報告中，有關「氣候」的危機，即佔全部 14 個危機中的 6 個。經濟學家更指出，往後這個世代的經濟，已進入一「全球變遷經濟（global change economy）」的時代，任何經濟規劃和發展（包括個人、群體、國家），都必需將「氣候」這個因素考慮進去。

         另外，我們也活在一個號稱文明的「地球村」世代，教育和專業素養，讓我們每個人（或國家），在溫飽條件下，自然是「理性」掛帥，但當環境（例如「氣候」）的壓迫，超過了我們的忍受度，底層的「人性」就開始顯露，個人（或集體的國家）為了「存活（survival）」，「資源（resources）」的獲得和擁有，就變成唯一的真理。在國與國間，這種生存的需求，必然造成地緣政治（geopolitics）上的緊張，甚至引發軍事上的對立和衝突〔註：說穿了，近來周邊國家，對我國東海、南海的覬覦和挑釁，即是典型的例子〕，這種情勢若持續發展下去，其下場為何，毋須我多贅言，聰明的讀者自應瞭然於心。歷史的可貴，在於後人可以「以史為鑑」，歷史的無情，卻往往是在人們的記憶快要忘卻時，又重複地發生。人類的歷史，就是這麼折騰，放眼現今世界，不論大國或小邦，對政治人物來說，要是不能有這種歷史的視野，整天還在「小鼻子、小眼睛」（這是台灣那些不入流的政客和名嘴，最常慣見的醜態，年青的讀者朋友，若你還認我是你老師的話，就千萬別學！）「內鬭內行、外鬬外行」，那就是百姓你我的悲哀，至於讀者的你，從我這連續五篇的短文中，又能得到多少啓發呢？（全文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