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S017-「災變氣候」與「中國歷史」（III）

   註：我的好友，台大白書禎教授，針對我前文（DDS016）中，有關「蝗災」的敍述，提供了一些補充資料，謹摘錄於下，以餉讀者：

蘇軾在錢塘時見蝗災「上翳日月，下掩草木，遇其所落，彌望蕭然。」「飛蝗來時半天黑。」中國歷史上迭起蝗災，受災區多集中於河北、河南、山東三省，江蘇、安徽、湖北等省亦有分佈，嚴重時可能遍及整個黃土高原。鄧雲特《中國救荒史》統計，秦漢蝗災平均每 8.8 年一次，兩宋為 3.5 年，元代為 1.6 年，明、清兩代均為 2.8 年，受災範圍、受災程度堪稱世界之最。

白教授也提出了一個「大哉問」：「如果蝗災這般頻繁，如何能用來做為氣候變遷的 marker （指標）？」

敬覆如下：

（1）「蝗災」是「氣候惡化（disastrous climate）」（特別是早期農耕社會）的指標，但並不足以用來做為「氣候變遷（climate change）」的指標。前文中的「蝗災」，指的是那些大規模成群飛離其原滋生地，越境侵襲作物的蝗蟲及其所造成的危害。因為只有這種數量大、範圍廣，甚至發生次數頻繁又集中的飛蝗肆虐，才足以造成大量作物的嚴重損失，使得賴以為生的務農百姓難以苟活。至於那些侷限於其滋生地、小規模、偶發性的，僅能歸之於一般所謂的蟲害（任何作物都有不同的蟲害），為了和「蝗災」區別，姑稱之為「蝗害」。這裡不得不佩服，中國文字的精妙，常言「災害」、「災害」，「災」在前，「害」在後，「災」大「害」小，尊卑有序，亂不了套的。

（2）我未曾拜讀過鄧雲特先生著的《中國救荒史》，我不清楚作者使用的數據來源和統計方式，但相信這是一項辛苦又有價值的研究，我個人在此謹向鄧先生，致上最高敬意。但要注意的是其使用「年平均值」這個數字的意涵，以及使用它來研究或解讀「氣候議題」時的侷限。就災害性的氣候參數（如此處的「年平均蝗災次數」及其他如「年平均溫度」、「年平均降雨量」等等）而言，「平均數值」的高低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其「高值」，在一年間出現的「頻率」和是否集中。因為，只有發生頻率高，強度大又集中的事件（events），才足以釀成災難。同樣的例子，我的好友，中央研究院汪中和教授，在其研究台灣降雨量時，就曾指出，近年來全台灣地區的「年平均降雨量」，並無明顯的改變，但急暴雨的強度和天數，卻明顯的增加和集中了，因此才會醸成許多前所未有的「土石流（泥石流）」災變（包括如前些年「小林村」的不幸悲劇）。

〔承前文 DDS016-「災變氣候」與「中國歷史」（II）〕

前文提到「秦」自統一中國到覆亡，僅僅存活了 15 年（西元前 221 至 205 年），這似乎也預告了往後中國歷代各王朝，其「興興滅滅」（興起、滅亡）的魔咒和宿命。果不其然，由於氣候的持續惡化，「兩漢」（即「西漢（西元前 206 至西元 25 年）」和「東漢（西元 25 至 221 年）」）末期，除遭逢大旱和嚴寒的氣候襲虐外，北疆遊牧民族更是不時侵擾進犯，在這種「內外交廹」的情況下，使得「兩漢」王朝疲於奔命，最終還是不敵「天命」，先後分別於西元 25 和 221 年覆亡。歷史文獻清楚的記載著，西漢末年（西元 17 年），「荊州」地區，發生前所未有的大飢荒（史稱「荊州大飢」），「綠林、赤眉」義軍，群起發難，歷經 8 年，「西漢」亡。無獨有偶，同樣的戲碼、同樣的悲劇又在「東漢」時期上演，史書清楚記載，「東漢」王朝，潰亡於長達 20 年之久（西元 184 至 204年）的「黄巾之亂」。

為了便於讀者了解自「西漢」以後，歷代王朝興亡和氣候之關連性，我把中國過去兩千年來的「溫度異常曲線」（資料來源：Yang et al.,  Geophys. Res. Lett. 29, doi:10.1029/2001GL014485, 2002 ），依時間尺度疊置於各王朝起迄年代之上（見下圖）。該「溫度異常曲線」咸被認為是，最能代表過去兩千年來，全中國「年平均溫變化」的趨勢，因為它不但整合了來自冰蕊、樹輪、湖泊沉積物的各種溫度指標和歷史文獻記錄，更重要的是它也將一般重建古氣候、古溫度所面臨最困難的「數據時空分佈」問題也儘可能考量進去。

上圖下方橫軸為時間，縱軸為溫度，在溫度為零時的細黑橫線，代表的是平均溫度，而黃色的粗線，代表的則是溫度異常的變化幅度，「正值」表示「熱、暖」，「負值」表示「冷、寒」。由圖可知，全中國在過去兩千年間溫度的變化幅度，大約均在 ± 1.5 ^oC 之間。不要小看這區區的 ± 1.5 ^oC，它可是決定了秦統一中國後，兩千多年來所有歷代王朝的興亡，這條「溫度異常曲線」，我在多次的學術公開演講裡，稱之為中國歷史上的「致命曲線」，甚或就是中國的「生命線」。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