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6月30日 星期日

DDS019-「災變氣候」與「中國歷史」(V)

〔承前文DDS018-「災變氣候」與「中國歷史」(IV)〕

在前面四篇短文中,我把中國歷史上,所有「史實記載有據」的社稷紛擾(即民變和外族入侵)及王朝興替,摘其精要,做了一個簡要的回顧,而這些事件的發生,又和當時氣候惡化下,所引發的災變(如長期大旱和飢荒)岌岌相關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中國歷史可以歸納出以下三個特點:

第一、自周室東遷(西元前 770年,周平王遷都洛邑)以來,歷代王朝的興替,都是發生在中國氣候急劇惡化的時候,而且每一個王朝,都是直接間接亡於所謂的「農民起義」或「外族入侵」〔例如,西漢末年的綠林、赤眉軍,東漢末年的黃巾軍,唐朝末年的黃巢軍,北宋末年的金(女真族) ,南宋末年的元(蒙古族) ,元朝末年的紅巾軍,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農民軍,和後來的滿清〕;

第二、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代以及所有短命的王朝(春秋、戰國時代、三國、魏、西晉、東晉、南北朝、隋、五代十國及元朝),都是建立在氣候條件最為嚴峻的時代;

第三、中國歷代王朝建立的次序,都是先「西」後「東」(例如,先是「西周」再是「東周」、先是「西漢」再是「東漢」、先是「西晉」再是「東晉」)或是先「北」後「南」(例如,先是「北宋」再是「南宋」),這種由「西、北」向「東、南」的王朝更迭, 也都是因為中國特有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氣候型態使然。

為了進一步闡明「災變氣候」和「中國歷史」間的這種因果關係,我以下圖(即前文提到的「概念模型(conceptual model)」)做一總結。如前文所述,中國這種歷史發展的「宿命」,主要是肇因於中國「自然地理(physiography)」上的特有「格局」。中國的氣候和地形,大略可依一「東北-西南」走向,劃分為西北、東南兩大區塊,西北地區,地勢高,多山多丘陵,氣候寒旱,而東南地區則地勢低緩,多平原、湖泊,氣候暖濕。這種不同的氣候型態,使得我們先民,依其生活方式逕分為遊牧(西北地區)和農耕(東南地區)兩大民族。這種截然不同的氣候型態,直接造成了這兩大民族,在文化、性格上的巨大差異,間接也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文化內涵和歷史進展。俗話說「環境決定個性,個性決定命運」,對個人如此,對兩千多年來,中國歷史上的各個王朝,更是如此。


在所謂「氣候正常」下的平常年間,這兩個民族,尚能和睦相向,各自謀活,甚至通好結盟。但遇上天災荒年時,西北地區,糧草嚴重不足,人饑馬荒,遊牧民族本性又饒勇善戰,每每越境掠奪財物生畜,甚而攻城掠地,若遇官民抵抗,則是殺人縱火,兵戎相向。例如,明萬曆四十六年(西元 1618年),「奴爾哈赤」領兵進犯「大明」,主要就是因為遼東女真地區,發生嚴重災荒,兵民糧草不足,無法維生。〔註一:其實,當年「奴爾哈赤」並無滅「明」之心,他曾再三告誡子孫:「我們女真部族人口只有 300 萬,而「大明」人口總數已逾 1 1 千萬!」他曾提出,願以長江為界,與「大明」南、北分治;註二:「明」祟禎皇帝在得知此訊息後,也曾召開庭議,奈因重臣意見分岐,再加上先錯殺名將「袁祟煥」,後又有「吳三桂」的引清兵入關(山海關),再加上「李自成」農民軍的進逼,所謂「前有狼、後有虎」,「大明」國勢危於旦夕,於西元 1,644 年(歲次甲申)亡; 註三:祟禎皇帝,和歷代先皇相比,算是一個勤政愛民的好皇帝,他不近聲色,常常憂心國政,徹夜不眠,歷史上也給他相當正面的評價。他最終在「煤山(今北京景山)」壽皇亭自縊身亡,死時「自去冠冕,以髪披面」,自況「生時無用,死時可悲,愧對列祖列宗,不敢終於正寢」,並留遺言給「李自成」:「朕與你留宮殿、你與朕留太廟,朕與你留倉庫、你與朕留百姓」,讀者可以想像,祟禎皇帝此時內心的悲憤和無奈,即使一個好皇帝,最終還是「天命難違」,落得一個「亡國之君」的歷史駡名,誠所謂「天不殊心」;註四:下面的照片,是筆者當年,在北京地質大學蘇新教授盛邀和安排下,考察「李自成」入京時的故址史磧時,在景山當年祟禎皇帝自縊處,憑悼時所攝,照片中聳立的樹,已不是原來的樹,而是後來在原址,以同樣樹種重新種植的。〕


由於遊牧民族的頻頻入侵,華夏農耕民族被迫,不得不向東南撤遷,另立王室(例如,周室東遷和北宋南遷),嚴重時甚或淪於外族(例如,元、清兩朝之入主中原)。而在東南農耕地區,若逢連年災荒,農作歉收,百姓生活頓失依靠,加以官府無能,濟助無方,民怨長久累積下來,一觸即發。這時,若有人藉端鬧事,甚或舉著反朝廷的名號,掲竿而起,百姓一想,不反肯定是餓死,反了說不定還能殺出一條活路,自然馬上風起雲湧而來,這就是為什麼「農民軍」極盛時,動輒號稱有數十萬、百萬之眾,這時的朝廷,若還是祭不出有效辦法加以解決,那就只有等著覆亡。此外,中國歷史上常言:「大兵之後必有大災」,指的就是由於戰爭,造成更多的農田廢置,作物更是難以收成,造成更大的飢荒,餓殍遍野,甚至引發瘟疫,如此惡性循環,不知胡底,造成人口的極遽銳減,學者研究即曾指出,「元朝」時期(西元 13 14 世紀)和「明朝」末年,(西元 1,620 1,650 年)中國的總人口數,分別銳減 50%5,500 萬)和 43%7,000 萬)。

等到這一段「天災人禍」的大亂過後,舊的王朝被推翻而新的王朝也建立了。此時,氣候逐漸回復正常,而新王朝也能記取前朝教訓,勵精圖治,與民休養,社會秩序因而慢慢恢復,百姓又開始安居樂業,人口也隨著增加,天下也再度呈現出,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,直到下次氣候又開始急劇惡化時為止。整個中國兩千多年來王朝的興替,就在這萬般無奈的輪迴中渡過,周而復始,屢試不爽。因此,氣候引起的災變,不但是歷代王朝揮之不去的夢魘,更是決定歷代王朝興衰、起滅的主要因素。

我們活在現今科技昌明的時代,當然和先民的農耕社會型態截然不同,尤其在面對「災變氣候」時的應變能力,更是大大增强了,但是「極端氣候」造成人類社會生命財物的破壞,還是時有所聞,如近日發生在印度、加拿大和歐洲的洪災,已令上萬人喪生,百萬人無家可歸。事實上,「聯合國環境委員會(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)」早就預警,到西元 2,050 年,全球所謂的「氣候難民(climate refugees)」,預估將高達 1 5,000 萬人。在其「地球危機(planet in peril)」報告中,有關「氣候」的危機,即佔全部 14 個危機中的 6 個。經濟學家更指出,往後這個世代的經濟,已進入一「全球變遷經濟(global change economy)」的時代,任何經濟規劃和發展(包括個人、群體、國家),都必需將「氣候」這個因素考慮進去。

         另外,我們也活在一個號稱文明的「地球村」世代,教育和專業素養,讓我們每個人(或國家),在溫飽條件下,自然是「理性」掛帥,但當環境(例如「氣候」)的壓迫,超過了我們的忍受度,底層的「人性」就開始顯露,個人(或集體的國家)為了「存活(survival)」,「資源(resources)」的獲得和擁有,就變成唯一的真理。在國與國間,這種生存的需求,必然造成地緣政治(geopolitics)上的緊張,甚至引發軍事上的對立和衝突〔註:說穿了,近來周邊國家,對我國東海、南海的覬覦和挑釁,即是典型的例子〕,這種情勢若持續發展下去,其下場為何,毋須我多贅言,聰明的讀者自應瞭然於心。歷史的可貴,在於後人可以「以史為鑑」,歷史的無情,卻往往是在人們的記憶快要忘卻時,又重複地發生。人類的歷史,就是這麼折騰,放眼現今世界,不論大國或小邦,對政治人物來說,要是不能有這種歷史的視野,整天還在「小鼻子、小眼睛」(這是台灣那些不入流的政客和名嘴,最常慣見的醜態,年青的讀者朋友,若你還認我是你老師的話,就千萬別學!)「內鬭內行、外鬬外行」,那就是百姓你我的悲哀,至於讀者的你,從我這連續五篇的短文中,又能得到多少啓發呢?(全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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